在粘良图老先生看来，自己是一位“农民学者”，亦农、亦文，一手抓锄头、一手拿笔杆。（陈起拓摄）
人物简介
粘良图，满族，年9月出生，晋江金井镇钞岱村人。曾就职于晋江市博物馆、晋江市文联、晋江市传统街区建设管理办公室等单位，现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俗学会会员、福建省民俗学会理事、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晋江碑刻集》《晋江史话》《晋台宗祠及其姓氏源流》《晋江宗祠》《晋江海港琐记》《晋江草庵研究》《晋江历代人名辞典》《耕余集》等。
□记者吴拏云/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除署名外）
粘良图先生独立、参与编撰或审校的书。（陈起拓摄）
（对粘良图来说）“农民学者”是精准的赞誉。尊敬他的人大多称他“粘先生”“粘老师”，亲近他的人则直接叫他“阿图”或者“图啊”。我喜欢“以土为荣”，向外人介绍他的时候，都说他是“土专家”。美丽事迹中说他“高中失学”有误。有一次，我带一批海内外著名作家到晋江采风，请粘良图当导游，又按常规“推销”这个“土专家没文化，只有高中文凭”时，无意间看到他涨红了脸。私下问他，他弱弱地答：“以后不说文凭，我只读了初中……”但也就是这个只读了初中的粘良图，却以其一副手笔、一双泥腿，印染出丰富的人生阅历。年，又一项殊荣评给了他：泉州市“最美文化工作者”。
——《耕余集序》刘志峰（福建省作家协会调研员）
1.先生您年出生在晋江金井镇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年中学辍学后便返乡务农。辍学的原因是什么，当时是怎么规划自己的人生的？
粘良图：很多人以为我是年9月出生在金井镇钞岱村，其实不是，我的出生地是在金井镇塘东村的山柄自然村。在我五六岁即将念小学时，我家才从山柄村搬迁至钞岱村的，后来就定居在那里。家里人口较多，我们兄弟姐妹共有六人，我排行老二。大哥参军长期在外，家里全靠我父亲一人挣钱养家，生活比较艰难。我在金井镇区读书至初三年时，虽然我个人很喜欢看书，但我并没有做好要升高中，甚至读大学的准备。读初三时，我语文成绩是全校最好的，但是那时还要学俄语，这门外语课我念得很差，无法考过。那时一心只想早点回家务农，帮父亲一把，缓解一下家里窘困的局面。所以，我初中没毕业就辍学返家了。现在听起来有点难以理解，但在当时的农村，这是很平常的想法。至于人生规划，坦白说，我在乡村时打小就认定自己长大也会像父亲一样去务农，当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其他的从来没有多想。
2.据说上世纪70年代，您当过人民公社社员，精通农活；80年代到城里打工，各种技艺毫不含糊；90年代时，承包农场50多亩耕地和多亩山林，种地植树两不误。按照这样的模式发展下去，您可能会成为农林专业户，是什么促使您后来转而从事起文化工作的？
粘良图：当时在农村，的确前前后后换过各种不同“角色”。年中学辍学后，我即从事农业劳动，期间还有几年在小学、中学代课的经历。上世纪70年代，顺应形势大潮，成了人民公社社员。南安建山美水库时，我也去了。由于平常比较爱写点东西，所以在建设山美水库时期，我认真写了不少宣传稿件，投稿给当地广播站，这些稿件绝大部分还真用高音喇叭给广播了出来，自己听了心底也是美滋滋的。80年代曾到城里打过小工，也曾跟着堂兄弟一起到山柄村去当打石匠，那是相当苦的活，但我还是熬了过来。到了90年代，开始承包农场，同样十分卖力，一年天几乎天天都在干活。即使遇到下雨天，有时也要出去撒化肥、种树，风雨无阻。我们那农场地广人稀，我们是三户人家承包了50多亩耕地和多亩山林，多数时候只能靠自己来打理，所以是很辛苦的。之后，我有一位好友邀我去他开的布行里管账，所以我又当过几年的“账房先生”。在这段时间里，我曾在报纸上发表过一些小文章，时任晋江市博物馆馆长的黄良先生对我有所赏识，出面邀我到博物馆内工作，就这样正式踏入了“文史圈”。
3.年，您是怎么接触到“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的？后来在报纸上发表了不少文章，成了文坛上的一匹“黑马”，具体都写了哪方面的文章呢？
粘良图：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编纂工作始于年，是国家布置给每个省的工作，即各地整理编写“故事、歌谣、谚语”卷，再经市、省遴选，最后汇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和《中国谚语集成》。当时，金井镇文化馆也接到了任务，恰巧我父亲粘芳龙平日爱在乡里讲民间故事，文化馆就召他去开会。我一听这消息也很兴奋，跟父亲说：“要不我去吧，我会讲还会写，更方便。”父亲听了大手一挥：“好，你去你去！”结果我就去了，后来写了十来篇民间故事，全部都被采用了。这样一来，自己心里也算是有了点底，默默想：“看来我写的东西，还是能被接受的啊。”后来在书里还有介绍几位作者，我是其中之一。再后来，我就经常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一些文章，报刊如《泉州晚报》《晋江乡讯》等，杂志有晋江文学刊物《星光》等，写的东西大多是文史类的，也有民间故事、短篇小说。紧接着，我的历史中篇小说《俞大猷蒙难记》在泉州市历史小说评奖中获原创类三等奖，这极大地鼓舞、激励了我。当时确实有人称我为文坛“黑马”，但我更想像一头老黄牛一样耕耘。有段时间经常写点短篇小说，然后投稿给《星光》，虽然比起其他作家来说，我没啥名气，或者土里土气。但我却经常被自己的作品感动。有这份自我感动，对我来说就够了。
粘良图先生（左）参加澳门历史研究会年会，与澳门大学历史系汤开建教授合影。
粘良图先生（前排左起二）参加德国波恩大学“福建的海交网络与地方信仰”研讨会，与专家教授合影。
4.年，您入职晋江市博物馆。当时在馆内，您主要负责哪些工作？
粘良图：年我入职晋江市博物馆，前面也提到了，是当时的馆长黄良将我招进来的。在博物馆期间，恰逢晋江市致力于城市改造提升时期，各地忙于修路建楼，工地中时常会挖出古墓来，这个时候就需要开展保护和考古发掘工作。从年开始，光在池店平原的露头、池店、霞福、梧潭、欧祠山等地就清理出南朝墓、唐墓十几座。初时，我对于考古完全是从零开始，没有任何基础。但每次考古都会有一些省里或市里派来的大牌专家到现场指导，我们就根据专家们的指导，亲手操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考古发掘工作。我是从农村来的，能吃苦，不怕累，每逢古墓墓穴打开，我就大着胆子在专家的指点下钻进钻出，清理文物。时间一长，慢慢也掌握了些考古方面的常识。
年，馆里清理晋江池店镇霞福村发现的一座南朝古墓。墓中随葬器物丰富，墓室后壁还有一块砖上阴刻“隆昌元年(年)七月廿日为王智首造砖”铭文。该墓中竟出现了四百多粒料珠，每粒都很细小，为了它们不被破坏，我就用手从黄泥浆中将它们一粒粒捏出来。在珠子上发现有小孔，怕珠子会丢失，我于是用细线穿过珠孔，把它们一粒粒地串了起来。这工作是非常考验人的耐性与毅力的。当时我是十分喜欢考古这项工作的，所以也没有觉得有多苦，反而觉得是个学习的机会。每回考古，我都是能从头到尾地坚持下来。当时我在晋江博物馆有位搭档叫张红兴，在考古时我们俩都是属于较能吃苦耐劳的，所以配合起来很是默契。
晋江市博物馆创建于年，创建初期馆里人员较少，遇到事情都是大家一起处理。后来逐渐进行了分工，细化工作。当时我们这组主要负责文物保护这块。譬如有田野发现，或者发现古建筑、祠堂、庙宇等，就积极去保护。有些是氏族或村落来申报文物保护的，我们都要去现场调查，小心翼翼地求证，然后再进行定性。文物保护工作是一项细致的工作，绝对容不得马虎大意。
5.《晋江文化丛书》是晋江市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自年启动，晋江市人民政府还专门成立《晋江文化丛书》编纂委员会，依托在晋江市文化馆，由李灿煌老师担任执行主编。据说您也参与了该丛书的编纂工作，是吗？
粘良图：你说的没错，《晋江文化丛书》是年启动的，一开始就由李灿煌老师担任执行主编，主持其事。至年，共编纂出版6辑38卷，逾万字，涵盖了晋江的历史、人文、地理、建筑、民俗、掌故和文学创作，林林总总，蔚为大观，堪称晋江的文化志和文化百科全书。《晋江文化丛书》第一辑于年完成，那时我刚进博物馆没多久，这一辑中有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年10月出版、黄良主编的《晋江揽胜》一书，我在其中写了多篇文章。从第2辑到第6辑，我都有贡献一至两个分卷，如第2辑中的《晋江碑刻选》《晋江楹联选》；第3辑中的《晋江史话》《古檗山庄题墨选萃》；第4辑中的《晋台宗祠及其姓氏源流》；第5辑中的《晋江海港琐记》《晋江民间风俗录》；第6辑中的《晋江历代人名辞典》等。这6辑丛书的编校工作我也有参与。
粘良图先生（左）与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过台湾》总导演郑宏志在晋江采访。
粘良图先生（中）与国际摩尼教研究专家交流。
6.年至年，您在晋江到处访寻碑刻、抄录碑文，从收集到的多通碑刻中精选出篇（条），汇编成《晋江碑刻选》一书。在这本碑刻选的基础上，年，您与陈聪艺又合作编注了《晋江碑刻集》，将收录篇数扩至篇。抄录各地碑文是一桩“硬工夫”，费时费力还费心血，为什么要做这事？
粘良图：早年厦门大学历史系郭志超老师曾送我一本《漳浦历代碑刻》，该书是惠安人王文泾编的，他几乎抄录、整理了漳浦境内所有现存碑刻。这本书带给我很大的触动，因为平常我作为晋江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到各村镇去踏勘时，也发现有为数不少的历代碑刻散落于宫庙、祠堂、桥梁等处。这些碑刻反映晋江先民生产、生活的一些轨迹，不同程度地展示古代晋江的文明，可为今人借鉴历史、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提供很有说服力的实物依据。碑石是有历史厚重感的，可以说是多方面、多学科的文化遗产，所以我想依样画葫芦，也搞一本碑刻选出来。于是我开始了长达3年的“劳作”，利用一切下乡机会和周末假日，到处访寻碑刻、抄录碑文。但做这件事还要能忍受住旁人“异样的眼光”。曾有一次我到五里桥中亭去抄录碑文，花了很长的时间，就有不少围观者对我指指戳戳，议论说“这人怎么疯疯癫癫地在这里抄啥”？有点让人哭笑不得。
后来我从收集到的多通碑刻中选出多篇（条），进行分类、标点、注释，最后又删定为篇（条），汇编成《晋江碑刻选》一书。厦门大学历史系郭志超教授在为此书作序时赞道：“科研既有认知也含情感。有着长期耕读经历的粘良图先生，与寒山衰草中的摩崖碑铭别有一番情缘。他从事文博工作后，即在前人零星成果的基础上，对晋江石刻遍寻穷探，捶拓拍摄，目验手录，并加以分类、考证、标点和注释，编撰成书。其中，若干曾抄载于古志的碑文，其漏脱讹误也在此书中得以补正。透过山川题铭、官规民约、水利桥道、馆舍祠宇、寺庙宫观、冢道墓志等石刻文字，可以察见古代官绅与民众的相克和互倚，民间内部的和谐与对抗，行政权力对地方纷争的排解和杜渐，礼治和法治的并济，生态环境的保护，功德懿行的崇尚，等等。纷繁的石刻资料确为地方历史文化的了解别开新的洞天，它将成为文史研究者和爱好者的珍藏。”
为弥补《晋江碑刻选》中的“遗珠之憾”，年，我在这本碑刻选的基础上，又与晋江市博物馆的陈聪艺合作编注了《晋江碑刻集》，于年7月作为晋江市政协文史资料由九州出版社出版。郭志超教授再次作序推介本书称：“原本收录篇，增订本扩充至篇（通碑文），焕然一新”，“荟萃于本书的石刻，展示了‘海滨邹鲁’的一个侧面，使我们加深了对（晋江）这一历史文化名县的了解，更加珍惜这一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本书的现实意义并非虚言”，“读了本书，更加眷念这片土地。它不仅使我们丰富对历史晋江、文化晋江的认识，而且激发着审美晋江的情感和思考。这种审美，不仅有历史之美、文化之美，还有环境之美”。
7.有人说《晋江草庵研究》是您迄今为止贡献最大的一部著作，您自己认同这种说法吗？从什么时候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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