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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济桥遗址位于泉州古城南门德济门外，横跨晋江两岸，以近顺济宫（天后宫）而得名。该桥于南宋嘉定四年（年）由泰宁状元、泉州郡守邹应龙主持建造，沿用至20世纪。在历史上，顺济桥曾历多次修缮，现以遗址状态保存。作为城市商业性城区对外衔接的交通枢纽，顺济桥遗址见证了泉州城市在海洋贸易推动下的发展，也体现出商业拓展对交通系统的促进。
□记者吴拏云陈起拓文/图（除署名外）
顺济桥留在老照片和泉州人的记忆里。该图摄于上世纪70年代。（蔡永怀供图）
残存的部分桥墩仍保留宋代筏型基础
位于浯江之上的南宋名桥
“江树离离若可齐，江门之水下浯溪。诸峰返照潮声远，万户沧洲烟火低。来听渔歌鸥泛泛，去随秋色草萋萋。道人那得伤心恨，一任西山送日西。”这首诗出自明代晋江诗人庄一俊之手。诗中描绘的景色极富画面感，又带有忧思绵远的感伤，让人读来不免有些神驰天外。但可能很少人能猜到，这首诗描写的是泉州古桥顺济桥的秋景。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之十一·津梁志》载：“顺济桥，在德济门外，笋江下流。《闽书》：‘旧以舟渡’。宋嘉定四年（年），郡守邹应龙造石桥，长一百五十丈余，翼以扶栏。”顺济桥位于泉州古城德济门外晋江下游的浯江之上，故庄一俊的诗句才称“江门之水下浯溪”，这是古代泉州南门外的一座名桥。因靠近顺济宫（即天后宫），才被命名为“顺济”。又因其造于石笋桥之后，所以俗呼“新桥”。在明时，亦有“浯渡桥”之称（见何乔远《重修浯渡桥记》）。
据鲤城区文旅局工作人员林志福介绍，顺济桥由南宋泉州郡守邹应龙于嘉定四年（年）主持建造，为梁式石桥，桥体为“东北——西南”走向，东侧桥头指向德济门的方位。现存桥长约米（包括部分桥面和桥墩11个），共有船型桥墩及桥墩遗址约30处，顺济桥的建造吸取了洛阳桥的建桥方法，采用“筏型基础”法，全河床抛填石块形成结构基础，其上干砌条石形成桥墩，上部为石梁结构。现存桥墩长约8.5米，宽约3.5米。
顺济桥因靠近顺济宫（即天后宫），才被命名为“顺济”。图为航拍的天后宫全景图。
泰宁状元机缘巧合出知泉州
说起顺济桥的建造者——泉州郡守邹应龙，那是福建省三明市泰宁县首屈一指的古代历史人物。他不仅是泰宁科举史上的两位状元之一（另一位是北宋的叶祖洽），而且官至参知政事（即副宰相），为人方正刚直、不避权贵，在史册上留下了不错的口碑。
邹应龙，字景初，谥文靖。南宋庆元二年（年），年仅24岁的他参加秋闱和殿试，结果状元及第，声名鹊起。开启仕途后，应龙初授秘书郎，出知南安军（今江西大余一带）。到了嘉定二年（年），他已经“权礼部侍郎、给事中，仍兼太子詹事、左庶子”，位高权重。这一年，旱、蝗灾害严重，民饥作乱。五月，诏群臣进言，邹应龙力陈必须重振朝纲、廉洁吏治、薄赋宽民、抚集流亡。为此得罪擅权专政的太师、右丞相史弥远，被降职为宝文阁待制。是年十二月，邹应龙出知泉州，翌年赴任。
来泉州时，邹应龙虽然刚刚遭遇史太师的打压，但他依然深孚众望。朝廷让他到当时正处于高速发展期的泉州去担任主官，实际也是想让他多造建树，为以后重返京师做准备。果然，邹应龙在泉州时雷厉风行，办了不少实事。
泉州当时是南方最大的对外通商港口之一，南宋宗室多在该地经商，享有特权。其中一些人与巨商相勾结，凌虐商民，从中渔利，地方官不敢过问。邹应龙到任后，把积有恶行的个别皇室宗子及巨商庄文宝擒拿法办，起到杀鸡骇猴的效应，安定了社会秩序，保证了贸易活动的正常进行。邹应龙的墓志铭《故少保大资政枢密参政邹公圹志》载：“（嘉定二年）十二月，待制宝文阁、知泉州。南外宗子多横，巨商庄文宝者尤稔恶，公悉绳之以法。虽造谤憾，公不顾也。”不难看出，对于邹应龙的举措，宋室皇族有些人还是心怀不满的，所以也暗地里诽谤造谣，说邹应龙的坏话。但是，一心只想搞好政务的邹应龙，对此并不在意，更不畏缩。
在泉州任期内，邹应龙兴学古文，加固城池，并在文庙内建六经阁。清道光《晋江县志》曰：“（应龙）嘉定三年守泉州。修举废坠，兴学古文。郡城故卑薄，应龙以贾胡簿录之资，请于朝而大修之，城始固。又即明伦、议道堂间建六经阁。”应龙还拨款修建石井书院。嘉定四年，石井镇镇官游绛应安海士民的请求，向当时的泉州郡守邹应龙申请建造书院。邹应龙欣然应允，拨公帑四十万用于修建书院，并令泉州漕司、泉州市舶司捐资相助，派朱在（朱熹第三子）主持建院工作。隔年，书院落成，称为“石井书院”，这是当时泉州地区县属建院最早、规模最大、设备最完善的学府，对于整个晋江文风的兴盛，有着不小的推动作用。
除此之外，邹应龙在泉州还大力发展交通，于嘉定四年在德济门外修建顺济桥，可以说为泉州立下了丘山之功。
嘉定五年（年），应龙以祖母（江氏）去世为由“乞祠”（即自请退职），从而结束了其在泉州的任职。
桥南的大树下，供奉着观音、土地公等神像。
顺济桥残存部分仍屹立于浯江之上
号召蕃商踊跃捐资造桥
嘉定四年（年）时，邹应龙为什么要建顺济桥，这得从南宋泉州经济说起了。据泉州文史专家李玉昆《耕海集》所载，宋时，泉州经历了三次飞跃：第一次是在北宋中期，赶上并超过明州，仅次于广州；第二次在南宋初年，赶上广州，与广州并驾齐驱；第三次在南宋末年，超过广州，成为全国最大的贸易港。邹应龙出守泉州时，正好赶上泉州经济的大发展期，泉州经济已经赶上广州，并试图超越它。那时“温陵大邦，甲于闽部，蕃汉杂居”，城市四处可见“朱门华屋，钿车宝马相望”。
由于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发达，泉州城内城外商旅往来不绝。德济门位于晋江北岸，是泉州古城的南大门，亦是南北交通往来的重要关口。可是，在南宋嘉定四年之前，晋江南岸之人以及漳州、潮州等地的“海滨之民”想通过德济门进入泉州城，只能依靠小舟摆渡过江，这样既费时费力，又不安全。邹应龙任泉州知州后，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决心在德济门外建一座通往晋江南岸的跨江石桥。
德济门外的晋江属浯江段。这浯江并不简单，它“横贯二里许”“其地下通两粤，上达江浙，实海国之冲衢，江城之险要也”。这里汇聚了桃源、武荣诸山流，一到下雨天，江水便会暴涨，“巨浪拍天”。古时要在这样的江面上建一座石桥，谈何容易！但邹应龙及时汲取了宋代洛阳桥建造的成功经验，在“维桥之前，累石为堡，以临重渊”，于河床内抛填块石和条石固定基础。如此做法可以保证在水流的冲击下，泥沙能够深入石缝之间，做牢做实桥基底座；在浯江上建桥墩时亦采用“筏型基础”法，即桥墩为干砌条石的宋代船形石墩，这样一来可以分散水流对桥墩的压力，再以重量十足的石梁板覆盖其上，保证了桥身的稳固。
造桥需要大量资金，如何解决？邹应龙想到的是要利用蕃商集资来筹措这笔建桥资金。南宋时，泉州城南门左近有较发达的蕃商聚居街区，“诸蕃有黑白二种，皆居泉州，号蕃人巷”（祝穆《方舆胜览·卷12·泉州事要》）。随着蕃商“住唐”人数的递增，其聚居区慢慢溢出城南一带，向东延至近郊的法石港。沿江上下，十里繁华，整个泉州城“廛肆杂四方之俗”。这些居泉蕃商，热心于资助修城、建桥、造路等公益事业，他们的慷慨赢得了泉州人民的尊重，为民族和睦打下良好的基础。嘉定四年，邹应龙筹划泉州城墙大修时，就曾得“贾胡簿录之资”。所以，在建造顺济桥时，他同样向蕃商发出号召，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而蕃商也没有让邹知州失望，再次慷慨解囊，踊跃捐资，解决了顺济桥资金的燃眉之急。资金一到位，邹应龙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便造好了顺济桥。
据资料显示，古时顺济桥在桥北还特设段木梁吊桥，有警即吊起，以御敌寇。并筑有桥头堡，置戟门，昼开夜闭。南端桥堡上勒有“雄镇天南”四个大字。清代泉州知府怀荫布盛赞邹应龙建造顺济桥之功称：“自斯桥成，而肩摩踵接，直蹑风涛于足下，而恬然不知，厥功伟矣！”
顺济桥遗址和顺济新桥相伴
顺济桥南如今建有晋江南岸生态公园
见证了泉州古城海洋贸易的发展
顺济桥继其上游的石笋桥之后建成，把晋江南岸的广大地区与泉州城的陆路交通紧密联系在一起，由南部往来泉州不必再绕行至晋江上游的石笋桥，使泉州与安海、同安、漳州等地的陆路交通更为便捷。此外，顺济桥的建成也方便了晋江南岸各港口与泉州城之间的交通，由石湖港至古城可沿12世纪建成的海岸长桥，经顺济桥至泉州南门。位于深沪湾、围头湾的其他港口也可由陆路经顺济桥到达古城。顺济桥的建设体现了国家口岸的水路运输网络的逐步完善。
顺济桥建成后历代多有修缮，泉州名人顾珀、何乔远、黄昌遇、怀荫布、萧汉杰等，皆曾为之作《记》。年，该桥石梁改为四梁式截面钢筋混凝土连续梁桥；20世纪60年代，桥梁损坏的九孔改为简支组合梁，在工字钢梁上浇注钢筋混凝土桥面板，但桥墩部分仍保留宋代石船型桥墩的基础；年至年，受台风影响，该桥大面积坍塌，现仅存部分桥面和桥墩11个。顺济桥是由泉州知州邹应龙主持，并以来泉的蕃商集资方式建设而成的，其本身就是本地乡绅和外国商人友好往来的见证。
林志福指出，顺济桥遗址与德济门遗址、天后宫共同体现了海洋贸易推动下古城南部商业性城区的发展。伴随晋江北岸的自然淤积，泉州城市逐步向南部发展。从北宋大中祥符二年（年）清净寺建成、元祐二年（年）市舶司设置至南宋庆元二年（年）顺济庙（天后宫）建成，城市南部的商业性城区逐步拓展。而嘉定四年（年）顺济桥的建设正是城市南部商业聚居、商业发展、交通需求旺盛的体现。此后绍定三年（年）沿江翼城的建设及城市南门的南迁，标志着泉州城市南部商业性城区形态的确立，顺济桥与德济门、天后宫共同成为古城南段的重要地标。
顺济桥附近的江岸边曾是泉州进城港口南关港的所在，这一带在宋元时期成为商舶货物云集、商人行香祷告的繁忙区域。作为城市商业性城区对外衔接的交通枢纽，顺济桥可谓见证了泉州城市海洋贸易的大发展，也体现出了城市商业拓展对交通系统的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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