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沈勇强
陆士虎
清晨，旭日再一次镀亮江南古镇南浔。
初秋时节的頔塘（古运河）水宛如一道柔软的绿绸环抱着古镇，江南名园小莲庄荷花迎着朝霞绽放，嘉业堂藏书楼里的古籍默默不语。霞光中，轻纱般的雾帐，给南浔抹上了一片水晶晶的秋色。
漫步在浙江湖州南浔古老的石板路上，穿街走巷，寻根溯源，仿佛回到那发黄的方志所记载的峥嵘岁月。年，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以后，聪慧的南浔人凭借名甲天下的“辑里湖丝”，从家乡的青石板路走向上海滩，与洋人做生意，涌现了一批巨富大贾，俗称“四象八牛”，是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群体。这些名门望族留下了很多宅第。当我跨入一座座名门宅第，抬头凝视着一座座砖雕门楼，仿佛与那些身穿长袍马褂或西装革履的先贤会晤，聆听他们叙说百年沧桑的家风故事。
建筑雕刻可分为木雕、砖雕、石雕、竹雕、玻璃雕等，木头与石头是人类最早使用的两种材料，人们对它有一种亲切感；陶砖虽是人造物，但它是水、土和火的结晶，是人类最早的发明之一。用这些材料进行雕刻，其本身就是通过艺术，注入生命，带有人的情感。江南建筑如此，南浔也不例外。
南浔的宅第大多是多进式建筑，每一进都由砖墙隔离，每道砖墙都有墙门。墙门主要以砖、木、石为材料，一般平常人家采用木头作门框，大户人家则用石头作门框，故称为石库墙门。石库墙门内外一般都设有砖雕装饰，也有的只设门内或门外一面，俗称砖雕门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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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砖雕门楼上都刻有寓意深远、造型生动、工艺精湛的图案，且有醒目题词。这些题词，往往寄托了主人的思想理念、人生追求、治家宗旨等，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是主人的家训或家风。如民国元老张静江故居的“世守西铭”“有容乃大”，近代儒商名士张石铭旧居的“世德作求”“蓝田毓秀”，近代著名书画收藏家庞莱臣的“世泽遗安”“厚德载福”，民国北派画坛领军人物金家的“永建乃家”“心地芝兰”，上海新世界主人邱家的“唯适之安”等，字里行间无不闪烁着主人对家庭和后代的企盼、祝愿及训导、警示。
这些门楼上的题词，有的来源于古代典故，有的是名人格言警句，有的是主人治家报国的座右铭，言简意深，内涵丰厚。
经历上百年的风雨，南浔不少门楼已经破损，甚至消失（有的门楼正在修复），仅仅是铭刻在历史记忆中了。所幸这些人家的家训家规家风还在，他们的后代子孙传承和弘扬好家风的精神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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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孙子满月不摆酒
刘镛白手起家，凭着勤劳和智慧成为南浔“四象”之首富。按一般人的想象，这日子不知道该如何穿金戴银、花天酒地了。恰恰相反，刘镛对世道、对自己，始终都有很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刘家的一切都是祖先积德而来的，自己没有理由暴殄天物。平时生活很节俭，直到晚年，还保持着吃饭时要吃完碗里最后一颗饭的习惯。如果碗外粘了一颗饭，一定要用手拈来放进嘴里，并且要求家人也这么做。他花费巨资为祖宗建家庙、为家族办义庄、为子孙办私塾，而自己并没有留下什么豪宅。
刘镛有着强烈的“惜福”“辟邪”观念，时时以当年的艰苦生活及祖先的家训自励，不愿过多地享受，而宁愿多做善事。所以他一生都在赈灾，多次获得朝廷及地方的嘉奖。
他曾对儿子说：“天之予人福泽至不齐也，有以钟爱者焉，有以勺受者焉。谨身节用，则一勺之福亦可以久延；纵欲妄为，虽盈钟之福，一覆而立尽。世之暴殄者多夭，撙节者多寿。以吾所见，历历不爽……岂得谓天道无知乎？吾生平于饮食、服御均不求精美，明知区区者不足以倾吾家，诚惜此一勺之福，而不敢纵欲也。吾少也贫，亲历艰难，故事事不敢逾份。汝曹生时境已丰裕，夫岂知祖父艰难积累而始有今日耶？”据《先考通奉府君年谱》记载，他常常告诫儿勿忘昔日之艰辛，勿忘祖先的恩德，要小心处世，凡事不可过分。
刘镛的第一个孙子刘承干生下来之后，全家人对这个长孙视为掌上明珠，准备满月时大大庆祝一番。刘镛却出乎意料地说：“满月酒不摆了，这钱用于赈灾吧！”
众人哗然，但又不好直说。
闻此消息，长子刘安澜的岳父邱仙槎、刘锦藻的岳父金桐及徐氏，一起赶来劝说刘镛。
刘镛摇摇头，长叹一声道：“我是从一把尺起家的，从一把尺上看到财富的诱惑，尝试着去挣一点，没想到真的成功了。但是福也是祸，是祸躲不过……为子孙造福，我不愿铺张浪费，只是希望多做有益之事，小辈们不要太奢华……”
有了孙子刘承干后，刘镛的募捐义举更大方了，捐资赈灾不计其数。但他对自己仍十分节俭，患有胃病，却不诊治，直到晚年时才在家人劝告下服些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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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世德作求”的注解
南浔“四象”之张氏一门，走出了两位赫赫有名的代表人物，一位是毁家纾难资助孙中山革命的“民国奇人”张静江，一位是带着山海般的财富走向市场和书斋，成为传统商人和文化人的张石铭。
至今保存完好的张石铭旧居门楼上“世德作求”四字，可以说是其家训家风的核心词。而花厅里，被誉为晚清“一代贤相”的诗人、书法家祁藻所书的“经济博通言达于行，家庭和乐质有其文”抱柱联，可看作是对“世德作求”的极妙注解。“经”是治国，“济”是济世，所谓“经济博通”，意在经邦济世，博古通今；而“言达于行”从字面上理解是言行一致，说到做到。上联所表达的就是遵循儒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下联是警示和激励后人要家庭和睦，继承传统，崇文重教，世代绵延。张家所倡导的“世德作求”的儒学理念和家风文化，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传承、弘扬和光大，这正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之价值所在。
张石铭（—年），名钧衡，字石铭，号适园主人。他和张静江都是张颂贤（字竹斋）的孙子。其父张宝庆（字质甫），是张颂贤的长子，张石铭是张宝庆的独子，故为张颂贤的长子长孙。可惜他父亲体弱多病，“年未三十，因得怔忡之疾，逐到沉绵不能治，卒年四十三”（缪荃孙《张封公家传》）。那时张石铭才十六岁，南恒和的大小家事仍由母亲桂太夫人掌握。年分家时，32岁的他独自继承了大房的全部遗产，身价上千万，这就使他收藏书画、建造园林大宅和兴办工商实体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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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石铭旧居正厅上悬挂着清末状元张謇所书“懿德堂”匾额。“懿德堂”的由来，说的是张石铭对母亲十分孝敬，遵循古训“女子多德曰懿”，故而得名。还有一幅抱柱联“罗浮括仓神仙所宅，图书金石作述之林”，是清末宣统皇帝的老师郑孝胥所书，上联是说张氏旧居的建筑很豪华、精致，像神仙住的地方一样；下联赞许张氏的人生爱好，金石、碑刻、藏书无所不能。花厅正上方悬挂着“以适其志”匾额（现为仿制品），为康有为所书，出自张翰（字季鹰，江苏松江人，西晋文学家，齐王执政时任大司马）“人生贵得适志”之意。其时皇叔争权，祸难不断，史称“八王之乱”。张翰预见齐王将败，推托思莼羹，鲈鱼烩，即回故土。不久，齐王被杀。
张石铭甲午中举，光绪二十一年（年）四月参与康有为“公车上书”，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主张。戊戌变法失败后，张石铭便聚集古书、收藏碑刻，经商聚财，养心修志，取适于己。张石铭的这段经历与张翰颇相似，故康有为所书“以适其志”是有所指的。
张石铭继承家庭传统美德，经商以诚信为本，言达于行，信誉第一。他从丝盐起步，延伸到其他产业，在浙江、上海、江苏等地开办丝行、盐务、典当、酱园，经营码头、房地产和投资银行、钱庄等，是中国早期进行外贸的商人。至上世纪初，张家财产在上海富豪排列中名列第三，其中张石铭年前后就拥有上海滩价值万银元的地产。
张石铭本来并不想真正做官，就花点钱，捐了兵部车驾司候补、江苏道员等名分，只要有书读，有画看，有石玩，有文朋诗友往来，就觉得此生足矣。他与国画金石大师吴昌硕，篆刻家丁辅之、王福庵等有文墨之交，为西泠印社的主要赞助人之一，至今西泠印社还留有他书写的对联石刻。清光绪三十三年（年），他在南浔鹧鸪溪畔补船村，小说家董说读书隐居处的丰草庵和黃叶台旧址，拓地30余亩，建造了一座比刘氏小莲庄、庞氏宜园规模更大的园林建筑，取名“适园”。郑孝胥所作的《适园记》碑文中云：“张子取‘季鹰适志’之语曰适园。”意指他不愿在外做官，宁愿要适合自己的心态和性情。陈其采《吴兴导游》写道：“外园石山之堆砌，尤极玲珑精致，回廊壁间，砌有历代名贤手迹碑刻甚多；内园有四面厅，厅前奇石数方，颇是古雅。又有玉兰树两株，为镇上最巨者。再进有一土山，结构自然，无雕凿痕，海棠篁桂，杂植其间，登眺四方，洞庭七十二峰，隐约可见。”
适园中还有六宜阁藏书楼，这是一幢古色古香的二层建筑，三面临荷池，一面通梅林鹤笼，清静雅致。张石铭早在中举之前就开始藏书，至年编《适园藏书记》时，已聚书十余万卷，珍秘藏书仅目录《适园藏书志》（缪荃孙编）就达16卷。
在适园的所藏珍本中，很多均有着时代的印记。如宋版本《东都事略》卷，在目录后刻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两行牌记，正如时下“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可知我国对于著作权（或版权）的保护起源甚早。
《北山小集》和《李贺诗歌编》，都是宋代人利用当时废旧的公文纸背面印刷的，上留不少关防大印，可见古人爱惜物力之精神。
江苏吴县（年撤消吴县，建立吴县市县级，年撤消吴县市，原吴县市辖区分设为苏州市吴中区与苏州市相城区）的黄丕烈是清乾嘉以来最著名的一位藏书家，经他校跋品题过的“黄跋本”更是弥足珍贵。民国初年，适园有“黄跋本”部，位居各藏书家前列。后来这些“黄跋本”都让售给当时的中央图书馆，当时的中央图书馆约部，其中适园旧藏便占三分之二。值得一提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军侵占上海租界，当时东南各藏书家所藏古籍大量散失，驻沪的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日伪的华北交通公司都在抢购，郑振铎根据张元济函告，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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