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
太史公司马迁在其皇皇历史巨著《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到了这样一句话，即使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也殊不过时。
司马迁高度概括了一个普通人成为商业巨贾的发展之路，他认为当一个贫穷的时候，就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别人打工以获得工钱。
等到拥有了一定资财的时候，就要发挥自己的智慧，从别人看不到的地方赚钱，而当一个人成为富甲一方的富商之时，再想更进一步发达，就要靠着天时地利，而不能盲目而动了。
泉州南安市的石井镇，是郑成功的故里所在，郑成功曾带着郑氏宗亲横跨大海，驱逐了荷兰侵略者，收复宝岛台湾，成为古代最早战胜西洋侵略者的英杰。
从那以后，石井镇便和台湾结下了不解之缘，非常多的郑氏宗亲往来台海两岸，进行开垦荒地和商业贸易，造就了一个个腰缠万贯的商业巨子。
郑运锦，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一度成为石井镇的首富，据说他与郑成功同出一宗。
虽然郑运锦也姓郑，但无奈人有不同命，他可能出自郑氏旁支，自小贫困潦倒，家徒四壁，甚至因为家境贫寒，而遭到镇中富户的欺凌与侮辱。
郑运锦一气之下跑到了厦门，他受够了那些富户的白眼，因此而发下重誓，若不富贵绝不还乡。
可是他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的，又如何发迹呢？
郑运锦只能在厦门境内打一些杂工，勉强度日，那时候厦门已然成为闽南的贸易大港口，机缘巧合之下他成为了一位海上贸易商人的佣工。
见惯了海上的大风大浪，郑运锦逐渐摸清了其中的门道，而且他人长得高大威猛，但是性格却老实忠厚，谨言慎行，干活勤快。
这样的员工谁不喜欢，久而久之，大老板便让他全权负责出海贸易的交接事宜，果不其然，聪明过人的郑运锦每一出海都获利而归，深受大老板的赏识。
一年初夏，他和往常一样收购五船大麦归厦，未曾料想大麦途中发芽，眼看就要亏损贱卖，大受其害。
祸兮福之所倚，那一年海南突发瘟疫，古时候常以麦芽治疗疫病，这一下五船麦芽大获其利，大老板认为郑运锦真是个福将，乐呵呵地赏赐了大把银子给他。
郑运锦不甘为人下，不久以后就独自出资，购买货船，往来台海两岸，运送蔗糖、大米的货物贩卖，生意越做越大，最终成立了“勃兴行”，专门从事商业贸易。
这时候，他完成了商业积累，已经过了司马迁所说“无财作力，少有斗智”的阶段，成为当地闻名遐迩的富商，再想更进一步，就要倚靠“天时地利人和”了。
好巧不巧，这时候的台湾府彰化县出了一件大事，时任县令的朱山爱民如子，体恤百姓，经常用官府库银来赈济困难的百姓，因此而亏空了万两白银。
朱山因为此事而被同僚弹劾，并且污蔑他贪污国库银两，这样的大事若被朝廷查实，恐怕不仅仅要削掉官帽，还很可能身首异处。
恰逢此时，往来于台海两岸的郑运锦知道了此事，他深知朱山之为人，以及朱山在百姓间的声望口碑，便慷慨解囊替朱山弥补了这笔万两白银的亏空。
悠悠天道，循环往复。
三年以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朝廷查明了当时的事件，还朱山一个清白，洗去了他曾“贪污”的罪名，还委以重任，委命朱山为台湾知府。
朱山上任以后，对有救命之恩的郑运锦感激涕零，下令凡是“勃兴行”的商船来到港口，一律免税通行。
郑运锦因此成为台海两岸贸易中，一家独大的大商人，一跃成为闽南首富，当时彰化的鹿港甚至被人命名为“勃兴港”，当地的街道都被叫作“勃兴街”。
可想而知，郑运锦的影响力有多大，由此他也走完了司马迁所说的“既饶争时”的步骤，成功抓住了历史机遇，成为当时的巨商。
发迹以后，他和众多闽南商人一样，不忘故土家园，开始花费重金在老家石井镇建造大宅院。
以他富甲一方的财力，自然要盖一座恢弘壮阔的大厝，他从台湾岛运来质地优良的杉木、楠木，大兴土木盖起了红砖白墙的大型豪宅。
这幢占地超过平方米，建筑面积近八千平方米的庞然大物，历时郑家三代数十年才真正落成。
因为郑运锦的长子郑汝成后来捐银巨万给清廷，获得了朝廷授予的“中宪大夫”一职，并且荫官三代，这幢古厝也被人称之为“中宪第”。
那时候，清廷规定，除了皇亲国戚，哪怕是官员，建造宅邸也不能超过间，而郑家“中宪第”实际有屋子，但是对外佯称是99间，以此逃避清廷禁令。
如今，这座闽南古厝闻名遐迩，成为众多旅客及海内外郑姓宗亲拜谒祖先之所在。
在泉州一些地区，至今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泉州府，南门外，四十三都（即石井镇）第一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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