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日山在福建南安市丰州镇西面，为我国著名海外交通史迹。山中古迹遍布，如今仍留80余处，最珍贵的为宋元祈风石刻群及七十余处明代摩崖石刻。
九日山蔡襄题刻山中诸多刻石之中有一方极为显眼而奇特，就是位于西峰东麓石刻群下部北宋蔡襄等留名石刻。东向，正书，字径20cm，4行，因下部磨灭难辨，每行似为8字。清代晋江陈棨（qǐ）仁《闽中金石录》收录此段石刻，并做前释曰：“蔡襄题名，摩崖高一丈，广四尺八寸，四行，首行十字，余三行各八字，正书，文左行，在西峰。”正文：“庆历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沈衡、蔡襄、庄复□□宜、邑宰夏化育、林□同游延福寺隐君□。”
九日山蔡襄题刻很多写九日山的文章都提到蔡襄这方刻石开左行文之先河，更有甚者说“一改数千年右行书写规则”。此观点极不严密，殊不知从左往右的书写格式早在甲骨文时期就已经有了。学习书法的人应该都知道传为南朝梁陶弘景所书“大字之祖”《瘗鹤铭》、诸多敦煌文献、颜真卿《大唐中兴颂》、苏轼《宋上清祠碑》也是左行文。因此从上往下从左往右书写方式古已有之，而且流行于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并不局限于一时一地，从未断绝。
还有个更有意思的，福建人民出版社年由蔡金发主编的《蔡襄及其家世》一书里收了傅金星先生著述的《蔡襄在泉州》一文，文中也提到九日山的这方刻石，“九日山西峰东麓留名题刻（残缺）‘邑宰夏化育、林□、沈衡、蔡襄、庄复，庆历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同游延福寺，隐君亭留题’”。
蔡襄《离都帖》这段文字与题刻顺序出入太多，而且少了很明显的“宜”字，因为没办法了解老先生当时是如何解读的，所以也只能当当话余而已。我和叶培贵先生讨论过此事，觉得如果文字以“同游延福寺，隐君□宜、邑宰夏化育、林□、沈衡、蔡襄、庄复□，庆历四年二月二十四日”，这种顺序去读其实也是可以的，只要能查到当时有一个隐士叫“□宜”的，就可说得通的。倘如此，蔡襄这则题名就不是左行文了。当然这里只是猜测，做一个文字游戏，无从考证，不能当真。
蔡襄的楷书以法度森严名世，字字有法，笔笔用意。陶宗仪《书史会要》说蔡襄“学大字，巨数尺，小字如豪发。笔力位置大者，不失结密”，观其大字楷书《万安桥记》《昼锦堂记》碑刻更能想见他书法的严谨。
曾经有这样一件事，韩琦曾在家乡修建昼锦堂，欧阳修为其撰文，蔡襄书丹，时人称之为“三绝”。蔡襄每一个字都一定写数十张，等到字合于法度之后才采用，世人称其为“百衲碑”。甚至朱长文《续书断》里提到：“蔡襄书颇自惜重，不轻为书，与人尺牍，人皆藏以为宝。仁宗深爱其迹……及学士撰《温成皇后碑》文，敕书之，君谟辞不肯书。”仁宗皇帝让他写都坚决推辞，更不可能出现应付之作。
蔡襄《陶生帖》然而九日山刻石里这件题名与蔡襄传世作品风貌相距甚远。我们不去讨论此作是不是蔡襄与友人游玩时随手书写，也不去讨论此作是不是出自蔡襄之手，毕竟多人一起游玩，虽说他书法高绝，但也不排除是其他人所书，同游者沈衡、夏化育等人也是当时名流，书法想来也不会差。
就上面的史料表明蔡襄是不轻易出手的，连皇帝要求也不行。看着刻石上状如枯柴的点画，只好埋怨当时的刻工太业余、太差劲。
蔡襄《脚气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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