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江流域已探知的远古遗址有近处，包括庵山遗址、音楼山遗址、蚁山遗址等，多年来，泉州考古工作者孜孜不倦地进行调查
探秘考古遗址触摸沉睡的远古文明
深沪当地人颜贻跃向记者介绍庵山沙丘遗址的现状
音楼山上荒草丛生，早年考古遗迹业已难觅。
在丰州庙下村一带，张和平（右）向笔者展示其当年寻觅旧石器踪迹的情景。
刘志成（左）与张和平兴致勃勃地评论着出土的旧石器
这些其貌不扬的黑石头竟有着上万年的历史
传说音楼山下的鳌山宫旧址亦有千年历史
时隔多年，如今庵山沙丘遗址内部地貌已很难看出当年考古发掘的痕迹。
音楼山遗址出土的动物和鱼类遗骸（翻拍自《福建晋江流域考古调查与研究》）
蚁山遗址出土的石锛
蚁山遗址出土的贝壳等物
刘志成与张和平多年来发现大量旧石器
晋江市博物馆内展出的印纹陶器等物
提起泉州，众所周知其有着辉煌、悠久的历史。然而，泉州也有这样一种历史，它大多不曾以文字的形式刊刻于竹简或纸张之上，不曾留下翔实的事件与纪年，但仍以各种实物形式在岁月中留下鸿爪雪泥，这就是深藏于地底各个堆积层间的人类远古文明。多年来，泉州市的考古事业成绩斐然，发掘出不少新旧石器时代及青铜器时代的遗址，这些遗址为探究闽南地区的文化发展序列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远古文明遗址，了解其中发生过的故事。□记者吴拏云实习生刘炅尤瑶瑶文/图
跨越年的庵山沙丘遗址
把车开进晋江深沪镇坑边村的颜厝自然村时，你可能很难想象在这个宁谧小乡村的东北侧居然会藏着一处庞大的远古文明遗址。沿着入村的道路前行，先后途经关帝庙和颜氏宗祠等建筑物，一条并不宽敞的村道从密集的民房区域延伸出来。沿坡而上，在村委会的门口，我们惊喜地发现一块格外醒目的石碑就在眼前，碑上横书六字“庵山沙丘遗址”。
如今的庵山沙丘遗址，仍然保持着较为原生态的环境，踏着断枝和落叶，依稀能辨出一条小径。走至高处，便能一窥当年的遗址发掘地。时过境迁，遗址里曾经蔚为壮观的众多探方如今已被填平，上面附满了杂草，缺乏泥土色的地面让人很难感受到这里曾是一个巨大的考古现场。但就是在这块山区中，十余年前发现了福建省规模最大的以青铜器时代为主的滨海沙丘类型聚落遗址，同时也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该时期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沙丘遗址。
7年3月份，晋江市政府举办了“晋江深沪湾旧石器”专题研讨会，国内考古一线的专家们齐聚晋江，对此前发现的深沪湾旧石器遗址进行实地考察与研讨。几名研讨会的专家在深沪湾边数度寻找，于颜厝村“巧遇”了正在开发中的庵山。彼时村中开发如火如荼，被推土机切开的山体剖面，一览无遗地展现了当地几万年来的地层变化，专家们全都看呆了。一个月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福建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及晋江市博物馆考古人员火速赶往该地，在做调查和保护工作时终于在庵山发现了一处青铜器时代沙丘遗址——庵山遗址。7年5月30日至10月12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福建博物院与晋江市博物馆联合组成考古队，对庵山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就此拉开了那一年庵山遗址考古的大幕。
庵山东北距深沪镇区1.6公里，西南毗邻颜厝自然村，东边仅距深沪湾两公里。山顶海拔高度27米，与地面相对高差12米。有山近水，地理位置优越，可以说是早期人类生存的理想之处。根据考古人员的考察，庵山是一座形成期较近的低矮沙丘，地貌上属于海滨沙丘类型，拥有着丰富的地层，自上而下可以分成7层。作为一处风积形成的沙丘，庵山的地貌始终受风沙的影响。风积沙丘遗址的发掘在福建省尚属首次，庵山遗址被发掘的意义可见一斑。然而，虽然推测原有遗址面积为20余万平方米，但由于土地的成片开发导致很大一部分被夷为平地，发掘时的遗址只剩下东西长米，南北宽米的范围。
根据《晋江庵山沙丘遗址考古发掘收获》报告的记载，考古队当时在庵山遗址发现的遗迹有：房址、夯土墩、垫土台基和灰坑等，它们分别属于青铜时代的三期遗迹。庵山遗址不仅范围较大，且内涵丰富。根据出土文物推断，该遗址的年代从新石器时代末期直到清代，前后跨度长达年之久，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地层参考和历史遗物，但其中大部分文物属新石器时代末期至商周晚期。出土文物包括了大量陶片（器形有釜、罐、豆、支座等），经过人工打制的石制生产工具（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石核、石片等），海生与陆生动物的遗骸，以及作为当时先民食物的贝类、螺类残余物，等等。其中的陶片有着重大的参考价值，其类型多样，来自釜、罐等多种器皿，上面也有绳纹、篮纹、方格纹、叶脉纹等多种花纹。据专家判断，从这些陶片的表面纹饰来看，其中第三期出土的陶片中不少具有年在闽侯县发掘出的商周时期的黄土仑文化类型的印纹陶、条纹刻画勾连纹和戳点纹等典型特征，推测时期与黄土仑遗存年代大致相当。而在石器方面，考古队员们还从庵山遗址不同地层、遗迹单位发现了5件石范（即用于冶铸青铜器的石制模具）残片，系福建省第一次发现，由此可以初步推定早在商代以前，远古晋江人就已掌握了冶铸青铜的工艺，拥有了十分先进的生产力。这一发现填补了福建省青铜时代冶铸史考古的空白，改写了福建省青铜出现的历史，对研究我国东南沿海青铜时代冶铸史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庵山遗址对于两岸关系的文化研究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从地理上来看，庵山遗址恰好位于台湾海峡西岸的深沪湾旁，就地缘位置上而言距离台湾很近。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它与台湾同时期遗址的文化面貌也有诸多相似之处。庵山遗址发现的石器以打制为主，磨制的较少，这与台湾许多史前遗址的考古结果相似；而台湾出土的凹石、小件青铜器等文物，在庵山遗址也多有发现。这些都不禁让人遐想在史前时期，晋江、台湾两地在区域文化上是否存在着交流和传播的关系。
专家认为，从古代聚落的演变与发展情况看，庵山的先民对于遗址的利用始终未间断过，因此，对于研究数千年来庵山遗址环境的变迁以及人类如何适应环境，具有很高的科学研究价值。
原始人曾有“烧烤大餐”？
音楼山遗址位于今泉州台商投资区百崎乡下埭村西北角，地处洛阳江畔并靠近洛阳江与晋江的交汇处。在音楼山下还有一座鳌山宫（又名大蚶庙），据说始建于唐末五代时期，亦有千年历史。音楼山遗址早于年即被泉州海交馆与惠安文管会的专家们发现。5年，晋江流域考古调查期间，专家们又复查了该遗址，并对其进行两次发掘。
音楼山遗址的出土文物令人震惊。数千年前的釜、甗形器、卷沿罐、高领壶、盆、钵、碗等众多盛皿，以及兽类、鸟类、禽类、鱼类的动物骨骼，还有各种贝类残余物，想知道一位吃货看到这些出土文物时的第一念头是啥吗？毫无疑问，原始人曾在此地办了一场火锅盛宴！虽然当时还没有老干妈香辣酱，也没有王守义十三香等调味品，但是大量的动物骨头、海产贝壳已经表明千万年前居住于此的原始人胃口挺好。别以为这全是笔者的幻觉，6年底，音楼山遗址出土动物与鱼类骨骼曾由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专家尤玉柱进行鉴定，他发现“当地原始人捕猎野生动物以鹿类为主”“出土的动物烧骨数量众多，其中有较大的管状骨，这说明当时遗址的主人也把动物烧烤后再食用”。瞧，连“烧烤大餐”都有了，看来晋江流域的原始人才是第一代“吃货”啊。美食文化总是能随时打脸我们贫乏的想象力。
考古队在音楼山遗址出土的生活用具，从器形、胎质、装饰、火候和硬度方面考察，分为软陶、硬陶和原始瓷三类，其中量最大的是软陶类陶器。这表明该遗址曾经历了早、晚两个阶段：早期以软陶为主，主要器类是釜、罐、壶、甗形器和支座等；晚期阶段发现的遗留物为少部分原始瓷器片和硬陶片，如折沿浅盘豆、喇叭形圈足等，都属于典型的西周时代遗物。
音楼山遗址出土了较多的兽类、鸟类、禽类和鱼类动物骨骼，其中鱼骨块最多，兽骨次之，禽类最少。经尤玉柱等人鉴定，属于哺乳动物的有梅花鹿、水鹿和羊。鱼类可辨的有鲨鱼等3种。音楼山地层中有大量密集的贝壳残留，是典型的贝丘堆积，经鉴定，贝类有海蛎、蛤贻贝、荔枝螺、锈凹螺、英螺眼、泥蛤、丽文蛤等，以大海蛎和泥蛤最突出。这让我们对当时原始人的食物有了更多的了解。值得一提的是，音楼山遗址出土的大量鱼类脊椎、胸鳍、背鳍和尾鳍，尤其是大小不等的脊椎骨，表明这里存在过多种鱼，其中有一类尺寸较大，按照脊椎与个体的比例来看，其个体重量可能大于10公斤，这显示出当时人类打捞大型鱼类的技巧不凡。
远古艺术风格亦有展露
蚁山位于泉港区涂岭镇东1.5公里芦朴村东北多米处，又名行山、马蝶山，海拔米，周围山丘连绵，此起彼伏，是一处花岗岩丘陵地带，与前黄镇北境的古县村接壤。年秋天，彼时仍被称为惠安县涂岭乡的文阳村一位村民将一件硬陶器送交至惠安县文化馆，引起了馆员们的注意。根据村民的描述，当地山上仍有陶片存在，很快，惠安县文化馆就组织人员前去调查。多年来安居于这附近的居民们可能都没有想到，就是这么一件小小的陶器，会在两年后让这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轰动一时。
年11月，福建省博物馆、泉州市文管会和惠安县文化馆联合对遗址进行考古调查。这一次调查的成果让参与人员欣喜异常：在山顶南坡20平方米、北坡平方米范围内的表层及土层中，发现集中或散存着大量罐、釜、杯等陶器残片及石锛等部分磨制石器生产工具，出土文物数量众多，且年代在距今年至年左右，属新石器时代晚期，为商周时代文化遗址，是泉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人类文化遗址。
考古队的专家们通过对堆积层的仔细考察，推断陶片存在的土层曾经是远古先民生活废弃物堆积处。根据当地出土的大量堆积贝壳及带有贝印纹的陶器，可以推断此处文明以渔猎采集为主、农业种植为辅的经济形态，这一形态尚未脱离原始社会范畴。出土的陶器大多作风粗放，专家判断是以手制为主，加以慢轮修整的制作工艺。除却大量的贝印纹外，出土陶器上还发现了大量清晰的粗梯格纹、蕉叶纹、不规则编织纹等其他纹路，样式丰富，对研究史前文明的陶器制作工艺和原始艺术风格有着重要的价值。从这些陶器中存在的少量青铜时代特点来看，蚁山遗址的文明已经开始向青铜时代过渡。
考古工作者在位于蚁山之南米的果合山采集到了一件带鋬硬陶折肩罐，质地为细砂灰硬陶，上面饰有细方络纹。在惠安东南部的崇武、涂寨等地也发现类似的印纹硬陶片。印纹硬陶片是福建青铜文化的主要特征，应该说它们是在蚁山新石器陶器制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众多陶器一同出土的两件石锛既有双面刃也有单面刃，均经过磨制，有使用过的痕迹。这两件石锛也成为断定遗址年代的重要证据之一。
蚁山文化遗址是独具风格的闽南沿海地区由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的一种文化遗存，是泉州晋江流域远古历史的重要证据。可惜的是，随着时间流逝，山上文化层堆积遭到破坏，再加上常年的水土流失，山坡中、下部的文化遗物大量散佚。另一方面，碍于当年考古经验与技术有限，当年出土文物的种类可能并不齐全，这也令我们在了解遗址全貌时产生一定的困难。5年5月，福建晋江流域考古调查队对该地进行复查，此时绝大部分遗址已重归荒野，令人遗憾。然而，幸运的是，迄今依然有不少蚁山遗址的出土文物被妥善地保管在泉港博物馆里。
5年的晋江流域考古调查在泉州地区共发现了数十处新遗址，复查了部分以往发现的遗址，填补了诸多空白，为今后的学术研究和文物保护奠定了基础。资料显示，晋江流域古遗址的总数有近处，这其中就包括庵山遗址、音楼山遗址、蚁山遗址、大盈寨山遗址、翠屏山遗址、鳌山遗址、大岞遗址、睏牛山遗址等重要遗址。通过考古调查，除了基本弄清遗址分布的规律外，对遗址的断代也较以往有了更明确的认识。这些对于了解泉州历史文化的积淀过程和晋江流域在我省史前文化的地位都有重要的帮助。
不懈探寻换来历史性突破
今年是中国第一件旧石器发现周年。年6月4日，北疆博物院（今天津自然博物馆前身）创始人桑志华在甘肃庆阳发现中国第一件有确切地层记录的旧石器——石核，打破了德国考古学家提出的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存在的断言，翻开了中国远古文明研究的新篇章。一块小小的石头能玩转千万年的历史，岂容忽视？
泉州晋江流域考古调查的历史在福建算是开展较早的，据人类学家林惠祥《福建南部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介绍，厦门大学庄为玑教授最早于抗战期间即在南安八尺岭发现了一件石锛。年，林惠祥专门去南安调查，在晋江北岸南安溪墘山前采集到一件有段石锛，是为闽南正式调查之始。也从那时起，泉州考古工作者就没有停止追逐与发现远古文明的脚步。
很长一段时间里，泉州官方的考古记录上都未曾出现过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然而，这并不代表泉州就不存在旧石器时代文明。据年7月18日的《泉州晚报》披露，该年，泉州考古学者刘志成在丰泽区东海镇（今东海街道）石壁村发现了一件旧石器时代的刮削器，这一发现将泉州人类开发史向前推进了近年，唤醒了沉睡中的泉州旧石器时代文明。
俗话说得好：“万事开头难。”泉州第一块旧石器的发现是来之不易的。据刘志成介绍，要在泉州这样一块广阔的土地上，寻找一块并不起眼的旧石器（小石头），犹如大海捞针。然而，已经积累了丰富考古经验的他还是决定迎难而上，誓要改变泉州没有旧石器时代文明遗物的局面。从年开始的一二十年间，刘志成就利用业余休息时间到泉州各地做考古调查，后来他在东海鹧鸪山到蟳埔一带发现很多新石器时代遗物，以陶片为主，其中有陶拍、陶纺轮、夹砂陶、泥陶、红陶等，有些应属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陶器。一个大胆的想法诞生在他的脑海中：这一带或许有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赓续不断的遗址！
年，刘志成通过研究和推断，决定将目标范围锁定在东海石壁山周围。从年元旦开始，刘志成连续几周前往石壁山勘探。他说，当时的自己简直“废寝忘食”，常常一整天扎在山里搜寻，饿了就只靠随身携带的馒头充饥。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经过长达数周的艰辛探寻之后，刘志成终于在石壁山山坡表土层里发现了一块旧石器时代的刮削器。石器长2.2厘米，宽2厘米，厚0.5厘米，形状呈不规则的三角形，带有片状双刃。据刘志成判断，该石器是由砾石类的半透明燧石打制而成，上面仍保留有部分的砾石皮。石器刃部经过二次加工处理，留有十分明显的使用痕迹。经过比对，这块石器的石料与制作工艺与此前福建省其他地区发掘出的旧石器十分相似。很快，来自各地的专家们对这块石器进行了鉴定，证明这块石器年代约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1万年以上。如今，相关石器被保存于泉州市海交馆内，这是泉州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里程碑式的见证物。
在随后的近20年间，刘志成经常与好友、文史爱好者张和平结伴而行、四处踏勘。他们相继在东海鹧鸪山、丰州庙下村、洛阳洋坑山、祥芝大堡村、蚶江石湖金钗山、后渚桃花山等地发现了不少旧石器。这些旧石器既有刮削器，也有石片、断片、石核等，种类丰富。泉州晚报社记者林少川、洪俊彦数次跟随刘、张二人，参与现场勘查并报道考察成果。
年8月，厦门大学历史系的考古专家蔡保全、钟礼强闻讯赶至泉州，参与在蟳埔鹧鸪山的考察活动。在鹧鸪山现场，蔡保全介绍称：“泉州此次发现旧石器，将泉州先民的历史由新石器向旧石器大大推前了一步，首先应感谢泉州考古学者刘志成先生锲而不舍的敬业精神和泉州文管部门的重视。”
2年，中国科学院地质专家袁宝印教授在晋江深沪发现旧石器，刘志成立即将之前在泉州发现的旧石器送去请袁教授鉴定，获得了袁教授的肯定。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张森水与袁宝印相约来到泉州，由刘志成、张和平陪同到洛阳洋沟山一带考察。一行人在那里再次发现旧石器30多块，年逾八旬的张森水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张森水与袁宝印也再次肯定了泉州发现旧石器的重要成果。
谈起多年来发现旧石器的经历，张和平仍觉历历在目，他生动地为我们叙述着自己寻找旧石器的各种历程。令人惊讶的是，他在当年还手写了许多“发现小记”和“考古回忆录”。透过这些手写的朴实文字资料，我们仿佛又回到20余年前的“寻宝”现场，跟随着刘志成、张和平翻山越岭苦苦寻觅来自远古文明的馈赠物。
“……此地很有可能存在古人类留下的石器，我应认真地寻找。我不走马观花，采用一平方又一平方的方式踏勘。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个钟头，我终于找到2件旧石器，分别是石核和刮削器。就这样，惠安的旧石器源头被我找到了。”这段话摘自年10月17日晚张和平所写的《洛阳洋沟山旧石器采集小札》，字里行间我们依旧能感受到他发自内心的对发现泉州远古文明的渴望与挚爱。这些文字材料的保存，对于泉州考古资料来说，亦是一种补充。同时，它们还是刘志成、张和平这对为泉州考古无私奉献多年的老人的成就见证物。对于他们来说，这些年来能够发现这么多旧石器，既是努力的成果，也是一种幸运。而对于泉州文史来说，拥有他们，亦是何等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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