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溥仪虽然坐上了皇帝宝座，可他却没有君主该有的无上权力，在其身后始终站着一个掌握着伪满洲国至高大权的太上皇，那就是日本关东军。在日本宪兵队的刺刀下面，不论是平民百姓，还是王公贵族，基本上都活在兢兢战战的人人自危的日子。
如今，曾有过伪满生活经历的人们，几乎已经不在人世了，但零星几位长寿老人依然健在。当有人一提起关东军宪兵队时，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仍然不寒而栗。他们说，当年宪兵队就像幽灵一样，基本上是无孔不入、心狠手辣，简直就是十足的刽子手。
在9·18发生以后，一些原来遗留下的一些东北军，被日本人编入了伪满洲国的军事体系当中，成立了所谓的国兵。这是一支以中国人为主的军队，但上级军官却大都是日本人。他们和日本关东军、关东军宪兵队一起，承担治安任务，参加国防备战。
年，伪满实施了《国兵法》，规定凡是满洲内的20岁至23岁的青年男子，都要服3年兵役的义务。
年，吉档馆公开了日军留下的档案中的一段记录，这是一份很普通的信件检查记录，发信人叫郭义明，是新征入伍的一名“国兵”。当时，他由于想家就给父亲写了封信，可不但没有接到回信，反而不明不白地挨了一顿痛打。50多年过后，看到档案郭义明才恍然大悟。
在伪满时期，像这种邮政检查是关东军宪兵队的日常工作之一，目的是通过检查信件、电话、电报，来防止对日伪政权有害思想的传播。甚至，当时各个照相馆里的照片，都得经过检查才准许洗印。就连小小的明信片，都要经过军警的检查，没问题后才能发行。
年4月，一名伪满洲时期的建国元老，还是省长，名叫凌升。因为，他曾经对日军的专横心存不满，便与外蒙势力密谋联系，被知情人举报给了关东军宪兵队，于是，宪兵队带人直接将其逮捕，而且，没有走任何的法律程序，直接被处死。
就这样，一位身居高位的封疆大吏，就这么随随便便被日军处置掉了，而且，没有跟当时名义上的满洲国皇帝溥仪，打一声招呼。事情发生以后，这严重扯痛了溥仪的神经，他一直幻想着主政的愿望，就此彻底破灭，更别提他当初的大清朝的复辟美梦了。
在日后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当中，溥仪这样写道：我听了这个消息，感到十分不安，就在半年前，我刚刚与凌升结为亲家，我的4妹和他的儿子订了婚。我正琢磨着要不要找关东军讲讲情之际，关东军司令兼第4任驻满大使植田谦吉找上门来。
我们一见面还没落座，他就直接对我说：陛下，这是杀一儆百，而且这样做是必须的。不容我多说什么，植田就转身扬长而去。过了不久，我的帝事御用掛吉刚安直，就走进来通知我，让我马上和凌升的公子解除与我4妹的婚约，我只有照办了。
我们知道，当年做了皇帝的溥仪，他的伪皇宫却是门庭冷落，就连伪满的“内阁大臣”们，也都极少登门造访。因为，害怕日方的窃听和监视，以免惹祸上身。事实上，溥仪在伪满后期的时候，就已经不愿意到勤民楼里办公，基本是都躲在寝宫里。
年4月，溥仪的弟弟溥杰由日军本庄繁做媒，娶了日本华族女子嵯峨浩为妻。
一个月以后，伪满洲国就修改了皇位继承法，明确指出如果皇帝没有子嗣，在其驾崩以后，皇位就由其兄弟或者侄儿继位。溥仪虽然没有后宫佳丽三千，但同样有后妃，可一直没为他生个一男半女。这样一来，伪满下一任皇帝，就要有一半日本血统了。
下面小编讲一个小段子，从中大家就能看出溥仪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有一天，溥杰的日本媳妇做了几道菜送来给溥仪吃，而弟弟因有事没来，这让溥仪顿生疑心，担心菜里面被弟媳下毒。这时，刚好张挺来拜访，溥仪就叫上他一起吃饭，其实就是想让张挺试菜，看看能不能吃死人。当然，最终张挺没有任何的不适。看来，做皇帝也不容易啊。
在伪满时期，日本宪兵队基本上脱离了日本陆军省和陆军大臣的管辖，开始划为关东军直属，从此归入皇军的序列。另外，根据伪满曾经颁布的各种条例，关东军宪兵队直接享有警察检查的权限，甚至他们还拥有超越普通警察的权利，比如：严重处分和特别移送。
所谓严重处分，就是指直接处死。当年，有许多中国人就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日本宪兵队“移送”走，从此人间蒸发一般的消失了。
日军宪兵队，除了以严重处分的名义直接杀人以外，还可以将人犯移送到臭名昭著的部队。而且，凡是被特别移送的中国人，都不需要检察机关的起诉，更不需要法庭的判决，只需要日军宪兵队的一纸文书，嫌疑人就会莫名其妙地人间蒸发了。
当年，伪满的警察种类繁多，不仅有日系警察，还大量任用中国警察，总数达10多万人。他们和关东军宪兵队一起到处抓人，用枪弹和刺刀强行推行“集团部落制度”。
集团制度部落，就是为了镇压抗联等抗日武装，而强制实行的倂户保甲制度，把散住的农民归入大屯，使他们无法与抗联取得联系，抗联也得不到所需要的物资。归屯政策实行之后，我东北抗联进入了最艰苦的时期。
年，伪满颁布的《刑法》长达条，具体规定了对皇室罪、内乱罪和被叛罪等39类罪。而且，还颁布了《暂行惩治盗匪法》，准许日伪警察可以不通过法律程序随意抓人，只要看你可疑就可以抓。因此，当时伪满的监狱里，总是人满为患。
从现存的一些文献上看，多数被特别移送的中国人，都是一些坚持反满抗日的人士，还有一些在东北从事地下工作的人员，以及为苏联情报机关服务的人员。然而，就是这样一支沾满了东北同胞鲜血的部队投降以后，竟被人为地掩盖了所有罪行，躲过了法律的制裁。
年，在天皇裕仁的亲自批准之下，驻中国东北的日军，很快成立了所谓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机构。
年，该机构被改称“部队”，总部设在哈尔滨的平房区。在这个军事禁区的上空，每天有日本飞机进行巡航，还有当火车要经过平房站的时候，在前一站必须把窗帘拉下，不准向窗外张望。如果有人向外偷看，就以政治嫌疑犯的罪名，立即逮捕。
部队，除了设在哈尔滨的总部之外，还在林口、孙吴、海拉尔和牡丹江下设4个支队。据日军战犯川岛清在供认材料上说：从年起，他们驻扎在平房站的5年间，通过研究室感染病菌而死掉的中国人，就有人。至于，年以前死的人数，我就不得而知。
室主要开发的病菌品种，具体包括：鼠疫、梅毒、结核、伤寒、霍乱、炭疽等。此外，还进行残酷的活体解剖、冻伤实验、低温实验、高压实验。为了弥补军事力量的不足，日军很快便应用于实战。
在战争期间，有几十万的中国人民，遭到了细菌炸弹的伤害，死伤惨烈。这种非人类的残酷手段，小编认为只有小日本这样的民族，才能够干得出来。所以，即使现在看上去是一个和平年代，但我们的敌人，“亡我之心”不会消失，我们要时刻准备着战斗。
石井四郎，细菌部队总头目，日本战败撤退回国以后，被盟军逮捕。然而，令全体中国人没想到的是，后来在军事法庭上，刽子手石井四郎竟然被免于起诉。不过，他还是没能逃脱死亡的命运，于年病逝于东京。
战后，我们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刻意掩盖这些罪证的并不是日本人，却是组织远东军事法庭审判，主持正义的美国。小编只能说这绝对是一个天大的讽刺，嘴上说着正义之言，可是，暗地中竟干一些见不得光、肮胀透顶的交易，完全不顾口中的所谓“正义”。。
那么，美国人为什么会干这样的事情呢？
原来，美军为了获取日军化学与细菌的最新研究资料，在获得美方当局的许可以后，要求驻日最高盟军统帅部，采取必要措施阻止中方指控部队石井四郎为条件，要他交出所有的试验结果。就这样，部队轻易地逃脱了法庭的审判。朋友们，对此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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